所以，一个人对社会回报财富，回报智慧，回报仁爱，才会有所真正的成就。

即使是发生在个人与超越者之间最私秘的对话，比如祈祷，也必然具有超个人性，因为语言就其本性来说就是超个人的，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基督教从起源上来说是典型的平民宗教，从一开始就与世俗的政治制度构成紧张关系，所以建立独立的精神团契无论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保持还是对于精神的传播都至关重要，这种张力也极大地刺激了传教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是尼采所谓奴隶式乐天的生活态度大行其道。对于民主制度，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实践智慧的问题，是一个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的问题。将生活的重心从现世转移到来世，是某些宗教的核心理念，在这种精神挪移中，人对存有的兴趣销退殆尽，存有不再是真、善、美的源泉，不再引起人的惊异、赞叹与留恋，而往往呈现为假、恶、丑的具象。只有在柏拉图将美善的理念厘定为最高的理念、也就是所有理念的理念之后，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发展出独特的目的论思想之后，希腊人生命中的悲剧意识才基本上被克服。显然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地将宗教性理解为宗教的本质属性，那么，儒教具有宗教性就意味着儒教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

立足现世，在和而不流的强健精神的引导下促成世界的文而化之，是儒教精神一贯的主张。成为一个儒教徒，只要择乎美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可，不必依托于某种教会组织制度。西方所面临的科学的这个根本问题，其实就是范畴表的问题。

现在把西方的现代科学或明或暗地作为标准，这对中国古代科学来讲当然是不公平的。整理时增加了几条注释。惟有这样的科学概念，才能囊括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科学范式。所以，我很赞成刚才有学者讲的：古代的儒家只不过不太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共同生存的秩序问题，即礼的建构问题。

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今天的学者，今天做知识论建构的人，不能再区分中国的范畴表和西方的范畴表;今天的科学需要统一的范畴表。我本人现在主要是做伦理学这一块的研究，下一步可能做知识论的研究，但这两者在层级上是一样的，都是形而下学。

比如说，很多时候，大家嘴里谈的科学，不管是赞同刚才的主张还是反对这个主张的，其实所谈的都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而是西方现代科学。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科学，整个地有一个整体性，有一个大范式，这没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它们是冲突的?或者说：你认为它们有冲突，凭什么这样说?这是我基本的想法：你列出再多的事实也不管用，所以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科学是什么?科学只是形而下学中的一个方面。

第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并非只有公理化方法这个科学范式。又如，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统一不起来。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知识论 。比如就知识论来讲，它起码有两个基本的环节：主-客架构和范畴表。

因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科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转换的方式进行的，而不仅仅是修修补补的。

这在两个意义上是不对的。通俗地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儒学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或者我们写下来的儒学，其实是前现代的儒学;而在谈科学的时候，我们谈的全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

《周易》称之为观乎人文、观乎天文(《周易·贲彖传》)。三 主-客架构是一切知识论和伦理学的根本。其实有大范式、有小范式。但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都有。这些环节，古代的儒学全部都已经具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有的人认为儒学与科学是冲突的;有的人认为儒学与科学是可以相容的。

这也关乎我们今天怎样重建儒学的问题，就像刚才有学者谈到的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他们要开出民主和科学，那么，科学怎么开出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他们那样的内圣儒学是开不出科学与民主来的。但也有一些零星的想法，向各位汇报一下。

[2]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西方的第一个范畴表，那就是他的《工具论·范畴篇》。但是，这不排除它下面有小范式的差别、甚至冲突。

但这并不是说儒学不能容纳科学、不能容纳知识论，只不过它确实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他谈的诸天和谐，是从数学导出了一个宇宙论的建构，其中也包括了人伦——伦理。

) 非常高兴参加这么一个会议。二 怎么讲清楚?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限于时间，我只能简单谈一下。这里的成己-成物其实就是给出主-客架构。我就这么简单回答一下吧。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

我们所谈的其实不是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而是中国古代儒学和西方现代科学的关系。[2] 参见黄玉顺：《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对〈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的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西方的科学有古代的科学范式(例如古希腊的科学范式和中世纪的科学范式)和现代的范式(例如牛顿的科学范式和爱因斯坦的科学范式)，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全都是范式的转换。这个问题，我是有一些想法和思考的，也曾偶尔写过文章;[1] 但是目前自己的工作计划还没有到这一块。

亚里士多德那样的范畴表，很多科学概念已经容纳不进去了。这是笔者在下述会议上的即席发言：2014年11月10日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举行的山东省科协第三期泰山学术沙龙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以传统文化对科技的作用为中心。就science这个词语的语义和用法来讲，从古希腊开始，它就不是指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那么，怎么统一起来?你搞一个新的范畴表出来，必须科学家能够承认它，否则没有意义。

例如刚才有学者讲的，中国古代科学是跟迷信联系在一块的;其实，西方也是一样的，比如刚才有学者所谈到的西方的占星术、或者星座之类的(我就是狮子座的)，它们都属于西方中世纪的科学范式。中国今天也面临这个问题：重建范畴表的问题。

我这里只谈后面两个层级，即形而上者-形而下者。举例来讲，中国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一直到汉代，建构起来的一个大范式就是时空观，那是中国式的时空连续统，后来的中国人就是这么看世界、看人生、看历史的。

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感觉有些问题。不管是哲学上的本体也好，宗教里的上帝也罢，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模式都是一样的：我们用唯一绝对的形而上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